近百年来，上海的“胡开文”、“曹素功”、“詹大有”和“二妙堂”等墨店，均由徽商开设。其中的“詹大有”，早在嘉庆壬戌（1802年）就制有“山带楼珍藏墨”，可见其历史之悠久。不知《上海市徽宁会馆证明书》中的詹天骅，是否即与此墨店有关？
俗话说：至亲不过娘舅。在旧中国，上海人昵称大当铺为“大娘舅”，小当铺为“小娘舅”，进出典当铺则被戏称为“上娘舅家”。笔者手头有十数封上海提篮桥“同济当”典商的来往信函原件，从中可以看出，旧时代上海的“娘舅”确以徽帮居多，怪不得晚清吴沃尧的《沪上百多谈》中，会有“衙门里师爷多绍兴人，…典当朝奉多徽州人”的说法。
典当是徽州人专精的行业，自明代以来，江南各地就广泛流传着诸多“徽州朝奉”的故事。除了典当之外，清代上海的徽商，以经营茶业、墨业者最为著名。乾隆十九年（1754年），旅居沪上的徽州人，联合毗邻徽州的宁国府商人，在上海大东门外共建了“徽宁会馆”，号曰“思恭堂”，它是上海最早建造的几所会馆之一。对于上海的“徽宁会馆”，本世纪三十年代，日本学者根岸佶在其名著《支那基尔特之研究》中，就曾作过详尽的探究。此后，“徽宁会馆”之名，一再为会馆史及“徽州学”研究论著所提及。但由于人们据以立论的主要是晚清的文献（《徽宁思恭堂征信录》，光绪三年刻本）及更早的几块碑刻资料（原存斜土路上海徽宁会馆旧址），故而对于晚清以后徽宁会馆的动向似尚一无所知。有鉴于此，在我案头的这张《上海市徽宁会馆证明书》，无疑便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：
兹准俞灿如董事函称“同乡詹天骅因事遄返婺源原籍，请发给证明书”等情，经本会馆查核属实，特给本证明书，交詹天骅随身携带，藉资凭信。 此
证
计开
詹天骅男三十岁婺源人墨业
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
证明书系套在一张“上海市徽宁会馆缄”的信封内，内容则书写于“上海市徽宁会馆用”的红色朱丝栏信纸上。信纸正中偏左贴着詹天骅的照片，并盖有两处徽宁会馆的专用图章（一处盖于照片处，另一处盖于“三十五年”处。大概一系验明正身，一则注以时效）。
从证明书的内容可以看出，徽宁会馆直到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年）仍然活跃于沪上，这对于了解现代徽州商帮在上海的活动，颇具参考价值。詹大骅的身份是个婺源的墨业商人。詹姓系婺源的著姓，清康熙年间一册非常著名的《畏斋日记》，作者便是婺源县人詹元相；而近代著名的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（1861－1919），也是婺源人。徽墨早在宋代就相当有名，称“新安香墨”。清代的徽州制墨，主要有歙县、休宁和婺源三县。其中，婺源墨派颇为著名，而詹氏又是婺源县境内墨商辈出的一个族姓。据古墨鉴藏家尹润生等人的研究，詹衡襄的“玉如斋”。詹方寰的“世宝斋”、詹成圭的“玉映堂”和詹子云的“文鉴斋”等，均享誉墨林。其中的詹子云，即清代的制墨名家詹应虬。他于乾隆初年制有“八宝药墨”、“龙鱼”等墨锭，精美绝伦。为此，他与歙县曹素功、方密庵和汪节庵等人骈肩称雄，芳名甚至远播域外。日本宽保二年（1742年，清乾隆七年）刊行的《古梅园墨谱》，称新安人所制之墨为“徽方真墨”。作者松井元泰在《新制墨谱跋》中透露：自己曾要求来舶长崎的清代商人，代他向徽州的墨工曹素公（功）、游元绍和詹子云三人请教几个疑难问题。在他眼中，该三人均为“当世之名家”。另外，书中提及的“御墨图式”，系由“日本官工古梅园和泉椽松井元泰制，大清乾隆辛酉岁次新安凤关詹受天镌”，亦即由中日两国顶尖高手携手合作的墨林珍品。其中的“詹受天”，不知是否即詹子云？抑或另有其人？但为徽州婺源人，则殆可断言。清末，婺源墨师开设的墨庄（店）遍及南方各地。晚清颐安主人《沪江商业市景词》曰：
徽人精制墨庄开，歙砚罗盘附纸张。又聚湖州佳妙笔，安排四宝助文房。
近百年来，上海的“胡开文”、“曹素功”、“詹大有”和“二妙堂”等墨店，均由徽商开设。其中的“詹大有”，早在嘉庆壬戌（1802年）就制有“山带楼珍藏墨”，可见其历史之悠久。不知《上海市徽宁会馆证明书》中的詹天骅，是否即与此墨店有关？
另外，在近数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动荡中，会馆作为“乡土之链”（王日根博士语），始终呵护着侨寓异地的商人游子。特别是在战乱等多事之秋，会馆为同乡籍人证明身份义不容辞。一旦事有缓急，她还要积极为桑梓同人出谋划策。笔者曾在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的《往来书信》（徽州文书抄本）中，读到辛亥革命时期杭州安徽会馆不惜出借川资、帮助同乡安全归籍的事实。徽州的一府六县，主要都靠近浙江，只有祁门和婺源靠近江西。最西的婺源县三面突出，1934年，国民党政府出于“剿匪”的需要，将之并入江西省。但由于“婺源与安徽的徽州有长久的历史渊源，居民引以为荣，不愿脱离母省，所以群起反对；并发起了一个（婺源返皖）运动”。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年）九月十二日在歙县发行的《徽声日报》第二版，有题为《婺各界为“九四”纪念告旅外同乡书》，极言婺源划赣后政治状况均较隶皖时“窳败不堪”。“九四”是婺源改隶江西的日于，婺源人认为，“九四”纪念，实“婺民一页痛史也”。据胡适先生晚年的回忆，婺源是诞生朱子的地方，全徽州的人都不愿意它改属江西，故而群情激奋，一直闹到当时国大代表开会时，徽州同乡会呈文向蒋介石请愿，由胡适转交给国大主席团代表、内政部长张厉生。（胡颂平编：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》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9月版，页156）民国三十七年（1937年）六月，婺源县重新划属安徽省第七区。而徽宁会馆开具的这份证明书，时间为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，正在婺源划归安徽省的前夕。这说明尽管政区隶属改易，但“徽州人”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民俗传承的区域人群，整体上仍然相当稳固，徽州商帮的地域性色彩也从未因此而减色。据《徽州地区简志》记载，该年，国民党四十四军调集两个多师的兵力，和省保安团、县保安队共万余人，对中共皖南地委及所属县委机关、主力部队进行三个月的“清剿”。徽宁会馆为詹天骅开具的身份证明，莫非与此背景有关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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